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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电影作者的杜琪峰

本文最后更新于2014年3月21日,已超过 1 年没有更新,涉及的内容可能已经失效!

作为电影作者的杜琪峰

 

 

    将导演杜琪峰定义为电影作者,难免会引起争议,一是因为香港电影的大环境之困扰,再有则是“作者论”与类型片间的背逆之处。许鞍华曾很羡慕台湾导演侯孝贤、杨德昌,但自认终究成为不了如此的创作者,“因为我听他们对电影的要求,与我自己,或是很多香港电影导演的要求是不同的”,香港电影的商业环境未给“作者论”留下太多空间,且生存其间的电影导演必须屈从市场的走向,否则无法持续工作,如此而言,香港导演被称为电影作者实属不易。而新加坡学者张建德在其著作《杜琪峰与香港动作电影》中,定义杜琪峰为电影作者,即不免大费周折了,但“作者功能”是这部专论的核心所在,必欲解决之而后快。

   电影作者论通常将类型片排斥在外,因为类型片的束缚太多,导演的主观驱动难以发挥,“香港商业片制作、发行和放映的特定经济条件,当然会引致种种约束,起到‘与电影作者论相抗衡’的效果”。不过张建德的立论是,电影人更好地利用电影工业的制作条件,反而因此便摆脱了种种束缚。杜琪峰成立自己的电影公司——银河映像,既担任监制,又担任导演,有固定的编剧、拍摄、制作班底,“于是他就能让香港电影工业的种种局限性,反过来为他所用”。杜琪峰制作流行商业片,但更能体现其电影作者性质的是一系列动作片,他自己称之为“习作”,如《枪火》、《暗战》、《PTU》、《大事件》、《黑社会》、《黑社会2以和为贵》、《柔道龙虎榜》、《放逐》、《神探》等。而杜琪峰作为电影作者的不纯粹性也是显豁的,在香港电影的商业氛围中,这不可避免,张建德说,“杜琪峰应该被视作一位具有差异性的电影作者,他最根本性的那些特征都因各种不同电影类型而被稀释了”。

   这本论著关于电影作者的核心立论,存在一些未免两难的困境。首先,将类型片导演纳入“作者论”范畴,在理论上能否说服多少专业研究者和影迷,这是一个问题。若杜琪峰可被视为电影作者,那吴宇森、徐克、许鞍华,乃至内地的一些导演是否也有理由进入这个范畴?再有,杜琪峰电影作品在国际影坛上的遭际,固然颇受专业人士与“高眉”阶层的青睐(尤其在欧洲),且频频获邀参加国际A级影展,不过极少进入竞赛单元,更勿论获得重要奖项。这自然丝毫不能贬低杜琪峰作品的价值,但却不是电影作者立论的有力支撑,毕竟与基耶斯洛夫斯基、安哲罗普洛斯、阿巴斯·基阿鲁斯达米等电影导演的“作者”身份相较,若为杜琪峰安上这样一个称谓,确是要多费太多唇舌。

   在认可这样一个立论的前提下,就要探讨杜琪峰作为类型片导演跻身电影作者的贡献了。张建德认为,现如今的杜琪峰虽然获得相当的口碑与褒奖,但影评界的评价仍显不足,主要出于两个原因,一是影评人视类型片为低端文化,二是杜琪峰的电影具有高度的差异性(即他涉足多种类型,作品繁多,质量参差不齐)。本书集中关注特定的电影类型——动作片,杜琪峰珍视的“习作”基本可涵盖于此。“杜琪峰已对动作片类型有了全面掌握,能通过它推进自己在形式主义上的实验追求,并且接纳一种与时间相关的浪漫宿命论。”这是本书论者的观点,且通过逐章节的详尽解析来论证之,大致分为“前银河映像时期”:从《城市特警》到《十万火急》;银河映像的创作监制时期:含《摄氏32度》、《一个字头的诞生》、《两个只能活一个》、《暗花》、《非常突然》;导演时期:含《真心英雄》、《暗战》、《枪火》、《PTU》、《大事件》;动作片之外的差异性电影作品:《孤男寡女》、《辣手回春》、《全职杀手》、《大只佬》、《柔道龙虎榜》;随后还有“补遗”:分析《黑社会》、《黑社会2以和为贵》、《放逐》。因为本书完成于2007年,我们可以观察杜琪峰之后至今的作品,《神探》、《文雀》、《夺命金》、《毒战》等,其创作思路的沿袭与创作,亦看到从香港到内地的地域之物理变化。

   应该说,著者在“文本细读”部分的解析,较之其理论预设,更有说服力亦更好看些。他阐释杜琪峰与香港动作片类型之间的共生共存关系,其风格改变了类型传统,为“后九七香港创造了一种高度个人化的黑色电影”。杜琪峰的革新不是颠覆式的,而是点滴渗入,每一次创作放入一些新元素,如《无味神探》中病理性英雄的首次出现,《非常突然》的宿命式结局(在其最新作品《毒战》中再次上演),《暗花》中双主人公的镜像式映照,《枪火》的荃湾商场以静制动式枪战,《大事件》开篇七分钟的一镜到底,《黑社会》中放弃枪火的暴力新美学。张建德亦没有孤立地看待杜琪峰的电影实验,他认为应该放在类型片体系和香港电影工业中观察,“其本质与商业类型片以及杜琪峰在整个行业体系中的利益密不可分”。当然,这也就造成了一种悖论,“他为了自己的目的,力图掌控整个体系,他越是想要拍摄个人化的作品,就越是要迎合体系的要求,拍摄更多商业片,正所谓‘不入虎穴,焉得虎子’”。我们也能看到,近几年,杜琪峰既拍摄了《神探》、《文雀》、《夺命金》、《毒战》等“习作”,也制作了适应市场的《蝴蝶飞》、《单身男女》、《盲探》(而最新的《单身男女2》也要上映了)。

   研究者与被研究者,有时发生意见不一致,亦为挺有意思的事情。在与杜琪峰的访谈中,论及《两个只能活一个》,杜琪峰坚决否认王家卫风格的影响,几乎已到急迫的地步。而在写作本书时,张建德一方面承认这部作品是独一无二的银河映像作品,但也认为“完全忽视来自王家卫的影响,那明显是自欺欺人”,因为自主演金城武的角色设定,到配乐、大量的倾斜构图、手提摄影和叙事中省略式的跳切,均无法回避王家卫作品。研究者的独立性,是本职,亦不妨一赞。

   关于杜琪峰的研究专著,在此之前尚未出版过,《杜琪峰与香港动作电影》因之有特殊的意义。或许作者的论点未必能获得所有人的认可,但其对杜琪峰电影作品的详尽认知与精到解析仍是令人叹服的,将杜琪峰放至整个香港电影工业中的观察,更是不乏启迪。有语云,“抛砖引玉”,是希冀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出现,而本书,是谦卑姿态的“砖”,亦包含有“玉”的实质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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